作者：李晓东

（未来之舟礼仪培训网）孔子曾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孔子之后，儒家始终强调“德治”，孟子提出的“仁政”，就是德政的具体政纲。“道之以德”，必须“齐之以礼”。“德”与“礼”紧密联系，不可分割。

“德”是指有理论、有体系的道德规范，是孔孟之儒家“圣贤”提出的有关修身养性、为人处事的伦理哲学。它作为“德治”的理论基础和指导原则，为“德治”的实施提供了哲学依据，为社会的教化提供了道德标准、道德规范、道德评价的尺度与道德修养的途径。

儒家的道德标准被汉代儒生概括为“三纲五常”。“三纲”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妇纲”这三种最基本的道德原则。“五常”是“仁、义、礼、智、信”这五种主要的道德要素。董仲舒用阴阳五行和天人感应的理论对“三纲五常”作了哲学上的论证。他认为，君臣、父子、夫妇都是天地阴阳的法则在人间社会的体现。君、父、夫是阳，臣、子、妇是阴，阳刚而阴柔，乾健而坤顺，故君、父、夫是统治的一方，臣、子、妇必须顺从。五常则是“五行”（金、木、土、水、火）在人们思想和行为中的显现。五行相克相生，产生了世界万物，五常相辅相成，造就了人的品行。这一切都是上帝的安排。
宋明理学家把儒学的道德说教变得更加哲理化了。他们说，宇宙间有一个至高无上的精神本源——“理”，它不仅是世界万物的创造者和主宰，也是人世间一切道德原则的总根源。“理”具有不停顿地运动推移的功能，它一动一静，产生阴阳二气，二气氤氲相揉，化生天地万物和人。“理”具有至诚、至善的本性，即“仁、义、礼、智、信”等道德品行，万物和人在生化过程中，都不同程度地禀受了天理的至诚至善之性，因而人具有天然的道德要素。但是，由于人心是“气聚之物”，包含着邪恶的因素——物欲，常常将天理遮蔽住了，使人心不能体现天理的全部。禀受天理多的人，就是君子，少的人就是小人。只有古代圣人丝毫没有“人欲”，天理在他们身上完全显现，他们的品德至高无上。其他人则或多或少有些“人欲”（实际上是人的正常的生存本能，如食欲、性欲等），不过这些“人欲”可以通过格物致知、穷理尽性的方式摈除，一旦去除“人欲”，达到至诚至善的境界，人就成了圣人。

封建统治者将这些理论奉为正统的官方学说，并能过两种途径使之转化为束缚人们思想和行为的精神力量：一是通过教育灌输这些理论，提倡读经，并把经学作为科举考试的主要内容，迫使所有受教育者习知儒家学说，接受封建伦理说教的熏陶。二是将儒学与理学的道德规定与要求转化为具体的礼仪规则，直接约束人们的行为。这就是封建家礼产生的社会根源。
“礼”的含义很方，前面已经提到，在奴隶制社会，它既是一种政治、法律制度，又是一种仪式和行为规则，并且作为社会各阶层等级秩序的标志。战国时期，“礼”还表示人所具有的恭敬、谦让之心。《礼记·曲礼》说：

夫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也。……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辩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宦学事师，非礼不亲；班朝治军，涖官行法，非礼不诚不庄。

“礼”在社会政治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起着重大作用。尊卑贵贱，靠礼来辨明；是非曲直，依礼来判断；风俗教化，借礼以推行；治军治国，用礼来整肃。这些作用，一直延续整个封建时代，并与封建国家法律、政令紧密结合，互相补充。
封建时代还出现了一种新的礼仪规则——家礼，它伴随着封建家庭的产生而出现，也随着封建家庭的没落而走向坟墓。奴隶制时代没有单独的家礼，那时天子、诸侯、卿大夫之家，就是朝廷、诸侯国、采邑的官府，贵族家庭与各级政权结合在一起，因而官常礼与家礼没有分开。在封建时代，家庭成为社会的经济实体和社会细胞，是封建官僚政体的基础，但封建贵族的家庭则与官府分离。所以，家礼也就应运而生了。从此，礼仪规则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与国家政治息息相关的礼仪制度，包括政府的一系列礼仪仪式，如祭祖、祈年、郊天、参圣等，以及人们在日常的政治活动与社会效中所应遵守的行为规范，如君臣之礼、师生之礼、朋友之礼，等等，包括对不同等级、不同身份的人在公共场合的言词、服饰、举止等细节的规定；另一部分就是家庭之礼，在家庭内部各成员之间的等级区分与行为规定，涉及祖孙之间、父子之间、母子之间、兄弟之间、姊妹之间、夫妻之间、叔嫂之间、翁婿之间、婆媳之间、主仆之间，等等。

最高的家礼见于成书汉代的《礼记》。《礼记》是汉儒编纂的战国以来诸儒解说、议论礼仪规则的言论总集，其中有理论性的篇章，如《大学》、《中庸》等，也有记录礼仪内容的篇章。《内则》一篇，可算是中国第一部比较完整的家礼，涉及夫妇、婆媳、姑嫂、叔嫂等许多家庭成员的行为规则。其他篇章也不同程度地包含了一些家礼的内容，如《曲礼》对“为人子者”的种种要求，以及有关“男女不杂坐”、“叔嫂不通问”的规定，《郊特性》中的夫妻之礼等。《礼记》中的家礼内容虽然涉及面广，但大都是一些原则性的规定，不如后世的家礼那么详细。《礼礼》在唐代升格为经书以后，其中的家礼内容就自然被当做整个社会共同的家庭礼仪规则，至少对后代各种家礼的制定有原则性的指导意义。

除了通用的家礼以外，还有由某种家庭自己制定的家礼，这种家礼产生的年代较晚。汉代虽有许多治家有方的人名垂史册，如东汉邓禹“修整闺门，教养子孙，皆可以为后世法”（《后汉书·邓禹传》），魏霸家“世有礼义”，但未闻汉人有自定家礼者。

《庭帏杂录》说：“六朝颜之推家法最正，相传最远。”家法即家礼，这是我们见到的封建家庭自己制定家礼的最早记录。颜氏家礼的详细内容已无从考见。《颜氏家训》将古代治家的事迹分类编纂以教训子弟，它并不是一部家礼，不过其中也包含着一些类似家礼条文的内容。颜之推之后，直到宋初，史籍中很少有哪些家庭自家家礼的记载，保留至今的家礼，我们只能看到唐代无名氏的《太公家教》。

宋代以后，这方面的记载多起来了。例如《宋史·窦仪传》记载：“太祖尝谓宰相曰，近朝卿士窦仪质量严整，有家法，闺门敦睦。”《李昉传》说，李氏同居七世，“然家法亦不隳”。《李兑传》：“人贤其家法”。《陈兢传》说陈兢“为家法戒子孙”。明清以后，几乎所有的大户人家都有自己的家法、家规。家礼的骤增与理学思想的兴盛有直接关系，理学讲求穷理尽性，格物致如，提倡人们躬行践履，把修身、齐家作为实现道德自我完善和提高社会道德水平的头等大事。所以宋儒十分重视家礼，有些著名的理学家在构建自己的体系之余，还花费很大的精力总结、整理社会上普遍存在的家庭礼仪，并编纂成书，力图以此将理学的道德说教体现出来。最有影响的是司马光和朱熹。司马光著有《书仪》、《涑水家仪》，朱熹著有《朱子家礼》。

封建家礼的形式多种多样，不拘一格，仅名称就有“家礼”、“家法”、“家范”、“家规”、“家诫”、“家约”等等，有的包罗全面，涉及孝亲、悌弟、事夫、守节、治家、理财等很多方面，有的专讲“昏、冠、丧、葬”的礼节仪式，有的只是妇女的礼仪。家礼的内容也是风格各异，有的事无巨细，均有规定；有的语焉不详，笼统盖说。家礼大部分都形成文字，著录于册，但流传下来的，只是那些有影响、有典型意义的，被编为书籍、刑行于世的家礼。

所有的家礼都以儒家的和理学的道德原则为指导，贯彻着儒学亲亲尊尊、父慈子孝、夫贤妇随的基本精神。可以说家礼是儒学伦理规范的具体表现，渗透着理学的人生观与处世哲学。

（摘自《中国封建家礼》，陕西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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