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0月11日 来源：新京报评论

涉事派出所长所言是否属实，个中有无违规办案情况，当地有关职能部门有必要以彻查回应质疑。

▲自媒体爆料刘某疑似涉及其他违规行为。图片来自网络。

文 | 柳宇霆

“开始我的初衷是搞个千把万两千万就行了”，“实际上我办这个案子的初衷就是想搞点钱的”，“所以谈钱是最好摆平的，当然我的胃口也不大，是吧？”……

据封面新闻报道，最近，一段由原武汉远成集团法定代表人叶思提供的“时任慈利县鲤鱼桥派出所所长刘某”录音成为网络热点。按照叶思的说法，2019年7月，慈利县派出所民警以配合调查为名，将包括她在内的公司两任法定代表人“跨省”抓走，随后一再强调要钱。刘某则回复称，录音里面的“搞钱”指的是上缴违法所得的“罚金”，“我现在已经被免职了，但不是因为这个事情”。

如今，既然刘某本人并不否认录音的真实性，那么叶思提供的这段录音就很有“杀伤力”。不是说，办案人员不能讯问犯罪嫌疑人，也不能同被调查对象谈话，但两者的“交涉”，本来有章可循，不能变成私相授受，弄得“瓜田李下”。

在这段录音中，很明显主语都是“我”，而不是办案机关，这种偏重“个性化”的表述，句句都不离“钱”，很容易让人浮想联翩——谈话人或许在借办案之机行个人敲诈之实。

而“搞点钱”“摆平”“胃口”等粗鄙用语，也散发出一股子“勒索横行”的味道，与《人民警察法》的文明执法规定，还有公安部三令五申要求的“法言法语”格格不入。

老实说，刘某作出的回复并不是那么能立得住脚。追缴违法所得确实是办案机关的法定职权，但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讨价还价”“摆平”的可能。在《刑法》、《刑诉法》中，包括有关部门出台的《关于没收和处理违法所得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罚没财物和追回赃款赃物管理办法》中都规定得很清楚，只要是违法所得，就必须上缴国库。

在这起案件中，刘某想“搞的钱”，就算是正常的追缴违法所得，从5000万谈到了800万，“自作主张”大打折扣，也明显超出了办案职权。

这里，还需要澄清的一点是，追缴违法所得并不是刘某所声称的“罚金”。“罚金”是一种附加刑，是人民法院判处犯罪人向国家缴纳一定数额金钱的刑罚。

就这起案件来说，虽然有刑事犯罪之嫌，但远还没有到审判一锤定音的时候，作为公安机关也没有定罪量刑的权力。

倘若刘某所说的不是“罚金”，而是“罚款”，那就更加不靠谱了，因为从性质上来看，这是一起刑事案件，而不是行政或民事案件。作为专门办案人员，对专有名词都如此“混淆”，更会削弱辩解的力度。

平心而论，这段“曝光”的录音不是小事。司法是正义的源泉，如果办案机关都不清白，正义更无法得到保障，其他公众也可能成为“受害者”。公众之所以如此关注此案，一个很大的担忧，便是涉事办案机关是否存在违规办案、借机索贿牟利等情况。

“录音门”关系如此重大，而根据刘某的表述，免职还不是因为此事，那针对此事，当地有关职能部门有必要介入，对录音事件展开调查，查清这起“录音门”的真相是什么，其中是否存在违规办案等情况，以公正规范的处理还原事实真相，恢复办案机关公信力。

“录音门”不能成为罗生门。不妨好好解剖这只“麻雀”，给当事人一个公正的结果，给法律一个响亮的回答，也给公众一个信服的交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