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林

周代实行以嫡长子继承制为核心的宗法制度，在位的帝王去世，嫡长子无论年纪长幼，都可以即位。但是，只要即位的新王没有成年，就不能执掌朝纲。例如，周武王去世时，成王尚在襁褓之中，虽然入承大统，但不具备亲政的能力，只能由周公摄政。直到成王成年之后，周公才返政于成王。原因很简单，未成年者不具备直面之资。又如赢政十三岁就即秦王之位，据《史记·始皇本纪》，直到九年后的四月己酉，也就是二十二岁时，才“冠，带剑”，开始亲政。可见，对于帝王而言，冠礼具有特殊的意义。不仅如此，一般的士人如果没有行冠礼，也不得担任重要官职。据《后汉书·周防传》，周防十六岁仕郡小吏。世祖巡狩汝南，召椽史试经，见周防“尤能诵读”，欲拜为守丞。周防因尚未行冠礼，不能从命。

西汉王朝对于帝王的冠礼非常重视。据《汉书·惠帝本纪》，汉惠帝行冠礼时，曾经宣布“赦天下”，这是历史上因帝王行冠礼而大赦天下的开始。其后，又有因太子行冠礼而赐民以爵位的，据《汉书·景帝本纪》，景帝后三年正月，“皇太子冠，赐民为父后者爵一级”。又据《汉书·昭帝本纪》，元凤四年，昭帝加冠，“赐诸侯王、丞相、大将军、列侯、宗室，下至吏民，金帛、牛酒各有差。赐中二千石以下及天下民爵。毋收四年、五年口赋。三年以前逋更赋未入者，皆勿收。令天下酺五日”。颇似普天同庆的节日。

为了与臣下的冠礼相区别，汉昭帝的冠礼还专门撰作了冠辞。据《博物记》（《续汉书·礼仪志》注引）所记，其冠辞为：“陛下摛显先帝之光耀，以承皇天之嘉禄，钦奉仲春之吉辰，普尊大道之邦域，秉率百福之休灵，始加昭明之元服，推远冲孺之幼志，蕴积文武之就德，肃勤高祖之清庙，六合之内，靡不蒙德，永永与天无极。”这是后世帝王另撰冠辞之始。

东汉伏波将军马援的次子马防，在肃宗时担任过卫尉，其子马钜常跟从左右。据《后汉书·马防传》，肃宗六年正月，马钜年及冠龄，特拜为黄门侍郎。肃宗亲至章台下殿，“陈鼎俎，自临冠之”。可惜，史书中皇帝亲临臣子冠礼的记载仅此一见。

从南北朝到隋唐，冠礼一度废而不行。柳宗元在答韦中立的书信中谈到，“冠礼，数百年来人不复行”，说当时有一位名叫孙昌引的人，“独发愤行之”，冠礼毕，仿当年赵文子见栾书等的故事，次日上朝，希望众卿士能对他有所教导。到外廷后，孙氏荐笏对卿士说：“某子冠毕。”不料众卿士莫名其妙，京兆尹郑叔则怫然曳笏却立说：“这与我有何相干？”文武大臣哄然大笑。可见，朝廷的大臣已不知冠礼为何物。

从唐到宋，“品官冠礼悉仿士礼而增益，至于冠制，则一品至五品，三加一律用冕。六品而下，三加用爵弁”。（《明集礼》）可知唐宋时代曾在品官中实行过冠礼，按照品阶高下，加不同的冠。

宋代的一些士大夫痛感佛教文化是对大众层面的强烈冲击，造成固有文化的迅速流失，主张要在全社会推行冠、婚、丧、祭等礼仪，以此弘扬儒家文化传统。司马光痛心疾首地说：“冠礼之废久矣。近世以来，人情尤为轻薄，生子犹饮乳。巳加巾帽，有官者或为之制公服而弄之。过十岁犹总角者盖鲜矣。彼责以四者之行，岂能知之？故往往自幼至长，愚騃如一，由不知成人之道故也。”（《朱子家礼》引）认为废除冠礼，使得人情轻薄，自幼至长不知成人之道，从而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所以，司马光在他的《书仪》中，制订了冠礼的仪式，规定：男子年十二至二十岁，只要父母没有期以上之丧，就可以行冠礼。为了顺应时变，司马光将《仪礼》的《士冠礼》加以简化，使之易于为大众掌握。此外，还根据当时的生活习俗，将三加之冠作了变通：初加巾，次加帽，三加幞头。《朱子家礼》沿用了司马光《书仪》的主要仪节，但将冠年规定为男子年十五至二十，并从学识方面提出了相应的要求，“若敦厚好古之君子，俟其子年十五以上，能通《孝经》、《论语》，粗知礼义之方，然后冠之，斯其美矣”。

程颐也极力倡导冠礼，认为“冠礼废，则天下无成人”。《左传·襄公九年》载，晋悼公宴请鲁襄公时，问及鲁襄公的年龄，季武子说只有十二岁。有人援引此例，主张将冠龄提前到十二岁，遭到程颐的坚决反对，说：“此不可。冠所以责成人，十二年非可责之时。”认为，既行冠矣，就必须责以成人之事，否则就成了虚礼；如果冠礼之后不能责以成人之事，则终其一身都不能期望他成人，因此，“虽天子诸侯，亦必二十而冠。”（《二程遗书·伊川先生语一》）

据《明史》，明洪武元年诏定冠礼，从皇帝、皇太子、皇子、品官，下及庶人，都制订了冠礼的仪文，《明史》中有关皇帝、皇太子、皇子行冠礼的记载很多，说明在皇室成员中依然保持着行冠礼的传统，“然自品官而降，鲜有能行之者，载之礼官，备故事而已”。（《明史·礼志八》）可见在官员和民间已经很少有人行冠礼了。清人入主中原后，政府颁定的礼仪制度发生很大变化，虽然还有五礼的名目，但长期作为“嘉礼之重者”的冠礼不再出现在“嘉礼”的细目之中。

（摘自中华书局《中国古代礼仪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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