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培元
一、仁如何贯通天人
仁本是孔子学说的核心内容，但又是当前争论较多的问题。首先的问题是，仁是内心情感还是人格塑造？是心德还是人伦？是心理学的还是社会学的？自孟子以后直到宋儒，都主张前者（主流意识），即认为仁是心理情感、心之全德。但也有人从外部的社会“角色”论仁的。这里还有情与性、理的关系问题，不能细论，但其主流传统是主张情理统一的，即认为仁既有情感内容，又有理性形式，是情感与理性的统一。
今人对仁的解释，似有不同见解。冯友兰先生认为，仁就是人的“真情实感”，即心理情感，他也说过，仁是“心之全德”，还说过仁是“人的自觉”，强调其“觉解”的意义。有些论者认为，仁是社会伦理，或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原则。李泽厚先生明确指出，仁是“心理情感”，更是“心理本体”，他公开“反对本世纪的反心理主义”（《论语今读》）。
海外学者也提出了他们的看法。早在18—19世纪，韩国的著名学者丁若镛就提出，仁是“人伦之至”而不是“心之德”，完成于后天的“人为”即“恕道”而非先天具有。其特别之处还在于，他认为仁以性为依据，而性来自天即上帝，但上帝又赋予人以“自主性”，仁就是人的“自主性”的产物。（《论语古今注》）这是人文主义的解释，但又有某些宗教背景。有趣的是，当代西方汉学家葛瑞汉也认为，仁是“与名词性的‘人’相应的状态性动词”，即行为。他也很重视“恕”字，认为这种以否定形式表述的道德金律主要“呈现于内心”，与西方“耶稣的基本原则”一致（《论道者》）。这又同心理主义有关了。而美国学者芬格莱特则认为，仁和礼都是“各自指向‘人际角色’中所表现出来的行为的某一个方面”，“与表示意志、情感和内在状态的语言无关”，人必须受到“教育培养和文化熏陶”才能具有仁的人格。因此，仁是非心理学的概念，“切不可……心理学化”（《孔子：即凡而圣》）。这种看法从根本上否定了“心理原则”。
我同意仁是“心理情感”之说，但不完全同意“心理本体”之说。仁是内在的心理情感，同时依靠“知”而得以自觉。但更重要的是，仁必须而且只能在后天的社会实践中得以实现。当仁被实现出来时，就已经在社会交往之中了。这也正是某些学者强调仁是“社会角色”的行为的重要原因。所谓“实现”，还有一个意思，就是学习、教育、修养等实践。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仁没有内在的心理基础，正好相反，仁就其根源而言，是人的本已的存在本质。就其存在而言，仁是最真实的情感；就其本质而言，则是情感所具有的价值内容。但这些价值内容并不是完全主观的，自我生成的，而是来源于自然界的生命创造。因此，仁与天道、天命有内在联系，不只是主观的“心理本体”。这里有天人、内外的关系问题，其贯通天人之间的关键词仍然是一个“生”字，在天为“道”，在人为“仁”，天道之“授”于人者为“命”，但其核心是一个“生”字这有点近乎理学家的解释，但这个解释是符合孔子原意的。“天生德于予”之德就是仁德。孔子有知、仁、勇“三达德”之说，三者之中，仁德是其核心。芬格莱特说仁只是“原始材料”和“潜能”，承认其来源于自然，这是对的。但是，这所谓“潜能”，不只是具有存在意义，而且具有价值意义；不只是原始的情感才质，而且是普遍的道德情感，是一种潜在的德性。“直心而行”谓之德，“德者得也”，即得于“生”道而为仁。孔子并没有这样明确地给予说明，但是，在孔子的学说中，隐含着这样的思想，我们的任务，就是将其阐释出来。
二、仁与知
仁与知的关系是孔子仁学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孔子有时是仁知合说，有时是仁知分说，在不同情境下有不同说法。在仁知合说的情况下，仁就是心德或心之全德，其中包含了知的成分，但以情感位基本内容。比如子张问仁时，孔子说：“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当子张进一步问何为“五者”时，孔子说：“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阳货》）以恭、宽、信、敏、惠为仁的重要内容，这是孔子论仁最直接、最明确的一次。但这并不是从概念上对仁所下的定义或界说。从逻辑上说，这是演绎还是归纳，很难肯定，照一般的说法，更像使演绎。这五者是不是包含了仁的全部内容，也很难说。因为孔子并不是从概念的周延性上论仁，他只是说，如果能行这五种品德于天下，就是仁了，但他并没有说，当且仅当行于天下，就是仁了，但他并没有说，当且仅当行此五者，便是仁的概念了。要了解孔子学说，不能从纯粹概念上去理解。比如勇敢这种品德，也是仁德所具有的，“当仁不让于师”（《卫灵公》）、“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宪问》），说明勇也是仁的一个重要条件，但这里并没有列举出来。
这五种品德可能是对特定的行为主体而言，也可能是在特定的场合之下说的，但是，其中确有普遍性意义。恭敬、尊重，如“使民如承大祭”（《颜渊》）、有举丧者过，到毕恭必敬之类；宽即是宽厚、宽容，如“薄责于人”、“既往不咎”之类；信即是诚信、诚实，如“言二有信”、“民无信不立”（同上）之类；敏即是敏思、敏捷，如“敏于行”之类；惠则是惠爱、慈惠，如“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学而》）之类。在这些品德之中，既有情感方面的内容，又有智慧方面的内容，如果作一点分析，那么，敏更多地是从智慧方面说的。“敏于行”虽然是从实践上说的，但它是建立在决心之上的，其决心是以智慧认识为基础的。孔子是反对盲目行动而强调“思”的。敏思或才思敏捷就是智慧的重要特征。信也有知的成分，所谓仁者“爱人”，知者“知人”（《颜渊》），除了说明仁的本质在于“爱人”之外，同时说明还要“知人，“知人”是建立诚信的重要依据。其他各种品德，其中也有知的因素，但主要是从情上说的，更多地表现为情感态度及其行为。各种品德之间，并不是不相干的，而是互相贯通、互相包涵的。恭、宽、惠之间有内在联系，信、敏之间也有联系，而五者之间都是互相联系的。五者再加上其他品德，综合起来，就能说明心之全德。
又如“仁者安仁，知者利仁”（《里仁》）这一条，也是从仁合一之全德说仁的。“安仁”是情感上的“心安”，仁本来就在心中，“安”是自安，即以仁为安。只有自己心中充满了仁，按照仁的要求去做，才能心安，从外面得来的东西，不能说心安。比如说，我得到了某种知识或某种东西，不能说安于知识或安于某种东西，只有符合心中之仁，才能说心安。安是一种情感状态，一种心理感受，也是一种自我评价。一个人做了符合仁的事，就自然能够心安，不会受到良心的谴责而愧疚；如果做了违反仁心的事，就不能心安，会受到谴责而感到愧疚，真时就需要“内自讼”，做到“内省不疚”（《颜渊》）。孔子批评宰我废除“三年之丧”为“不仁”，就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的。这是一种道德体验和直觉，不是知识一类的事。
至于“利仁”，主要是从智慧上说的，即智慧的人有利于仁德的完成。知的作用就是使仁变成人的自觉，从一定意义上说，使情感理性化、形式化，成为行为的自觉原则，而不至于“愚”。“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阳货》），知之中便有学的问题，学之中便有知的问题。应当指出，“知”并不是通常所谓知识，而是一种人生智慧，特别是实践智慧。但是，并不排除学习与知识，只要是与仁的实践有关的知识，都是需要的。因此他说，“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同上）。就是说，如果喜欢有智慧而又不愿意学习，就会空荡荡的无所得。仁德不仅需要“安仁”，即情感上安于仁，而且需要“利仁”，即智性上利于仁，为的是避免盲目性，不至于使仁成为无原则的情感冲动或小恩小惠之类的东西。总之，仁知合一，就是“心安而理得”的心之全德。
但是，在很多情况下，孔子是仁知分说的。在这种情况下，他所说的仁，主要是指内心情感。当然，这里所谓“分说“，并不是西方哲学分析思维意义上的”分“，即仁是仁，知是知，二者互不相干，毫无关系，甚至将情与知对立起来，形成二元对立。这里所说的“分说”，主要是从仁与知的不同功能与特征而言的，却不是对立的。比如他说：“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惧。”（《子罕》）就是从知、仁、勇的不同表现形态和功能、作用上说的。前面说过，作为心之全德，从整体上说，仁包涵了知和勇；但是，从心理机能及其功能上说，又有不同侧面，不同作用。“不憂”是从情上说的，不憂就是乐，即仁者之乐；“不惑”则是从知上说的，即不会受到迷惑，能明白事理；“不惧”是从意志上说的，即勇敢而无所畏惧。从这里可以看出孔子是从知、情、意上论知、仁、勇“三达德”的。三者分说，表现出分析思维的某些特征；但合而为一，成为心德，以仁代表人，就是一种整体思维。
又如：“樊迟问仁。子曰：‘爱人。’问知。子曰：‘知人。’”（《颜渊》）这里也是仁、知分说的。“爱人”是仁的根本内容，仁的本质就是“爱”（下面还要讨论）；但仁并不是无原则的爱，仁爱是有原则的，这个原则从主观上说，是仁之应对能力；从客观上说，是知人之善恶，是以知为条件的。因此他又说：“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里仁》）爱之中有好恶，好恶是有标准的，其标准是建立在知之上的。仁知二者有如此密切的关系，但从功能上说，毕竟是不同的。
又如：“知及之，仁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之。”（《卫灵公》）也是从功能上说明仁知二者关系的。“知及之”的‘及’字，失达到惑得到的意思；“仁守之”的“守”字，是保持、守住的意思。“知及之”与“仁守之”的‘之’字，则是指“志于道”之“道”。知的功能在于认识“道”，仁的功能在于守住“道”。对于“道”，认识上达到了，但是不能以仁守住，即使是达到了，也会丧失。这说明，仁本来就在人的心中，因此才能说守住，这个“守”是自守，不是从外面守住一个什么东西。这还说明，仁与道有一种内在联系，仁即是道之在人者。再联系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逝于艺”（《述而》），就更好理解了。“道”实现为仁，就成为自己的东西了，因此要守住并“依仁”而行。“依仁”才能“守道”。
但是，孔子又说：“知及之，仁能守之，不庄以涖之，则民不敬。知及之，仁能守之，庄以涖之，动之不以礼，未善也。”（《卫灵公》）就是说，“知及”、“仁守”的同时，还要以庄重严肃的态度对待它；如果不以庄重严肃的态度对待它，人民就不会敬重。这些都做到了，还要动之以礼，即要在行动上合于礼；否则，也是不好的。这是由内到外的实现过程。知有向外知取的意思，但归根到底是知仁，因为内外是“一贯”的。仁是我所保护和尊重，并转化为情感意向，以礼的方式实现出来。就算真正完成了。从整个过程看，仁处于核心地位。从知行关系看，仁处于实践位置。知服务于仁，由仁而实现为礼。仁表明了人的主体性（德性主体），以自我操持的修养实践为基本特征，而仁的根本内容不是别的，就是“爱”这种道德情感。
孔子还说：“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雍也》）这是从形态和特征上说明仁和知二者的关系。山有静止相，水有流动相。仁者敦厚，有如山之稳重，故乐山而好静；知者敏慧，有如水之变化，故乐水而好动。但山与水，是自然界的主要表征，也是一切生命存在的基础，二者虽然不同，却又是不可分的。动与静，则是生命存在的两种方式，是互相依存的，其中有深刻的生态的意义。人类与自然界的亲近，既是仁者的特征也是知者的特征，所表现的是一种诗意般的生存状态，从根本上说，是一种情感联系，而不是对象认识的关系。
三、仁与礼
仁与礼是内在情感与外在形式的关系，二者是统一的。内在情感之实现（移情），必待礼而完成。《礼运》说：“礼义者，……所以达天道、顺人情之大窦也。”《丧服》说：“凡礼之大体，……有思有理有节有权，取之人情也。”郭店楚简《语丛一》说：“礼，因人之情而为之。”《语丛二》说：“礼生于情。”这些解释都是符合孔子思想的。人情有多种多样，其中有好恶之情，但仁是其核心。“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里仁》）仁之中包含着道德理性原则。礼作为仁之外在形式，是人文创造，但有其内在根源，反过来又能培育人的情感，巩固其仁心。孔子所说的“克己复礼为仁”，就是克服个人的一己之心，视、听、言、动都符合礼仪，这样就能实现仁德。但是，如果没有真情实感，只是一套形式，那就从根本上丧失了礼的意义。“仁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八佾》）“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阳货》）难道礼就是实行那些外在的仪式吗？当然不是。礼是表达、满足和调节人的情感的。
仁与礼也可以说是“质”与“文”的关系，仁是质朴的内在情感，礼是人文的外部表现，二者结合起来，就是仁人君子。“文质彬彬，然后君子。”（《雍也》）这是孔子对仁与礼的关系的最好说明。
如前所说，孔子并没有从概念上说明仁是什么，也没有给仁下过定义，因为仁本来就不是一个概念，而是人的存在本质。仁并非“是什么”，而是“要如何”，是一种存在状态，表现为目的性的过程，所谓“本质”，是在过程中存在的。因此，孔子只是在不同情境与场合下说明仁的重要以及如何实现仁，却从不说仁是什么。但他明确肯定，仁不在别处，就在每个人的心理，在自己的身体之内，仁就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内在德性。“我欲仁，斯仁至矣。”（《述而》）“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这说明，仁不是从外面得来的，而是自己所具有的，仁完全由自己决定，而不是由别人决定或给予。但是，如果有“己”，以“我”为限，那就违背了仁心，从这个意义上说，仁是没有内外之分的。当仁受到“己”即个人欲望限制时，就要“克己复礼”（同上），通过礼的规范以恢复仁德，视、听、言、动都符合礼了，也就实现仁了。礼是由仁决定的，但反过来又能培养和实现仁德。仁不是从外在的什么地方产生的，但是由情感决定的仁德与外部规范不是对立的，而是内外统一的，并相互作用的。这就是内外合一之道。
但所谓“心理的”，并不是纯粹心理的。如果将仁说成现代心理学意义上的情绪情感，那就不是孔子所说的仁了。孔子所说的仁，固然是心理的，但又不是纯粹主观的。仁是一种生命意识，以情感的形式表现出来，但它又包涵着普遍的自然理性或生命原则、生命关怀，这些原则进入社会角色的实践活动,就成为不同情境下的伦理规范，这时便以礼的形式出现了。仁是内在的，但“为仁”即施行仁德却是由内向外的过程。这就是孔子提倡"为仁由己"的实践主体的道理，这就是从孔子学说中得到的最大启示。
仁的实质是“爱”，其实现方法是“忠恕”。“恕”者“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从否定方面说；“忠”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是从肯定方面说。这都是从如何实现仁的方法上说的。这个方法就是从自己开始，由己及人，由己推人，由内到外，及于他人。我与人不是“自我”与“他者”的关系，而是我与同我一样的人的关系，这就是所谓“移情”。其根本意义是，对他人的尊重，对他人的人格尊严的尊重。“仁者爱人”，对人的尊重和同情、关心是仁的根本内容，孔子就是从人际间性论仁的。
四、孝与忠恕
仁首先是从家庭开始的。“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学而》）孝被认为是孔子仁学的基础，长期以来，受到人们的重视。是，随着入学的发展，对孝的具体理解是有变化的。这里不能详细讨论。需要指出的是，所谓“孝”，有一套“孝道”，表现为一套程式规范，但其根本精神却是出于情，是一种亲情之仁。父母子女之间的爱，出于真情实感或天然情感，带有原始自然情感的特点，但是又超越了原始情感，是一种普遍的道德情感。有人将孝理解为供养父母的生活，孔子批评了这种观点；“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为政》）对这句话，有两种解释。一种解释说，犬马也能得到人的饲养，如果对父母不孝，与饲养犬马有何区别？另一种解释说，犬马也能养护幼仔，如果不敬父母，与犬马之养仔有何区别？这两种解释都说得通，但我认为，第二种解释似乎更好，且能说明孝是人与动物的区别。总之，只有敬爱父母，才是孝的实质。
任何一个家庭成员，都是家庭关系中的一个“角色”，父亲有父亲的“角色”，儿子有儿子的“角色”，各自在各自的“角色”中尽其义务，如父如何“教”，子如何“孝”之类。但是，透过这些“角色”，就会看到，各个成员都是靠“亲情”联系起来的，因此才有很强的亲和力和凝聚力。所谓“亲情”，就是仁在家庭关系中的表现，是一种内在情感即发自内心的敬爱之情，但又是有所向，即指向父母的。从这意义上说，仁又是在相互关系中存在的，而“孝道”则是表现这种亲情关系的形式。形式是重要的，但亲情之仁是本质性的。
关于这个问题，从孔子论“直”看得更加清楚。“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觉之直躬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子路》）叶公说，他家乡有行为正直的人，如果父亲偷了人家的羊，儿子会告发；而孔子却说，他家乡的行为正直的人与此不同，父亲为儿子隐瞒，儿子为父亲隐瞒，互相隐瞒，其中却有“直”。这是一段很有趣的对话，反映了不同的价值选择。叶公所说，是以“事实”为依据，而不顾父子之情；孔子所说，是以情感为依据，而不论“事实”如何。这确是一个很大的区别，但是，在孔子看来，如果是出于真情实感，其中便有“直”，这虽然不是客观事实的“真”，也是价值事实的“真”在这一点上，似乎是价值高于事实。但价值本身也是以情感存在之事实为依据的，因此说“直在其中矣”。由此亦可见，古人将“情”字说成情实，是有道理的，情感就是一种真实的存在。一个是认识上的真实，一个是情感上的真实，因此选择不同。孔子的选择固然有一定的范围和限度，但又是非常重要的，说明亲情是不能被任意伤害和破坏的，否则，人的生命存在就会受到伤害，人性就会被扭曲。现代的西方法律已经提供了这方面的保护，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关于人际间性的问题，大家讨论得比较多，不必详述，这里只想指出一点。有人认为，“恕道”和“忠道”是不同的，“恕道”可行而“忠道”不可行。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恕道”原则即否定的方法处理人际关系，就是自己不愿意的，不要强加于人，这是人心之所同，任何人都能够接受，同时体现了对别人的尊重，因此是可行的。但是如果以“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忠道”原则即肯定的方法处理人际关系，就是把自己所愿意的强加于人，这并不是人人都能接受的。一则因为人人各有自己的不同选择，未必按我的愿望去做；二则各人的道德水准也不同，未必都接受。
其实按照孔子的学说，“忠”与“恕”只是同一件事的两个方面，都是以仁心对待他人，都体现了对他人的尊重。否定的方法是以己之心度人之心，固然表现了对他人的同情和尊重，肯定的方法则是以仁心对待他人，一定要他人如何如何去做。这是一种“感同身受”式的同情与关心，不是命令人如何如何。这同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的学说颇有些相似，但并不是一回事。“自由”更多的是法治的概念，消极自由意味着少管或不管，积极自由意味着给予自由权利。但“忠恕”之道是道德伦理概念，从肯定和否定两个方面尊重和关怀他人，即把别人当自己一样看待，并不要求对方做什么。至于别人做什么或不做什么，则是各人自己的事情。
按照宋代朱熹的解释，“尽己谓忠，推己谓恕”（《朱子语类》卷27）。“尽己”是从自家心上发出而及于别人，“推己”是以己之心推人之心而及于别人，实际上“只是一个物事”（同上0。如果说有什么不同，那就是根本与枝叶，即一本与万殊的不同。“忠”只是一个心，是根本；“恕”则是忠心之发用，在不同情境下有不同表现。一本在万殊之中，“忠”在“恕”通过“恕”而实现出来。如果是这样，那就没有什么可行不可行的问题了，因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忠道”只是一个出发点，一种自心状态，只能通过“推己及人”的“恕道”而实现出来。
实行“忠恕”之道，有一个基本前提，就是承认人人有同心，“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所以能够“尽己”以及人，“推己”以及人。这所谓“同心”，就是人人所具有的仁心，不是个人的一己之心。如果就一己之心而言，则“人心如面”，千差万别，无所谓“忠恕”不“忠恕”。但是，人之所以为人，总有些什么共同的东西。人人都有“思”的认识能力，但是这还不能说明一切。孔子认为，人所以为人，在于人有仁心，“恕道”不过是实现仁心的方法，即互相尊重的交往过程。全球伦理将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定为黄金规则，作为“最底限度”的伦理规则，是人人都能遵守的。这被认为是从不同的宗教伦理中所能找到的“共同点”。但是，从“文明对话”的角度来看，这一规则涉及道人类是否有共同情感的问题，而不仅仅是设一个“底线”而已。孔子所提倡的仁学，正是从人类有共同情感即“移情”这一前提出发的，他深信，人是有尊严的，人的尊严是建立在道德人格之上的，而道德人格是建立在仁这种德性之上的，仁这种德性则是由情感决定的。情感是内在的，又是由自然界的生命创造而来的。
五、仁与生态
现在的问题是，仁是不是只限于人际间性呢？
孔子说，仁者“爱人”（《颜渊》）。孟子说，“仁，人也”（《孟子·梁惠王下》）。这都是从人及其人际间性论仁的。但是仔细分析起来，“爱人”有一个爱的主体，这个主体显然是人，但是除了“爱人”，还有没有更广泛的意义呢？孟子所说“仁，人也”，正是从人之所以为人的意义上说的，但“仁即爱”这一实质内容并未改变。孟子将仁的范围扩大了，认为一切生命都是应当受到尊重的，因此，他进一步提出了“仁民而爱物”的著名学说，将仁扩大到自然界的生命—动植物，即不仅要尊重人，而且要尊重和爱护动植物的生命。这是对孔子仁学的进一步发展。但是如果做一些考察，就会发现，在孔子的言行中，其实已经包涵着这方面的丰富内容，孟子只是将其明确表述出来了。
仁是天生之德，而天以“生”为道，那么，仁的基本内容就是一种普遍的生命意识，表现为生命关怀。这种生命意识和关怀之所以是普遍的，是因为天之“生”人“生”物，是没有偏私的。但是，在仁的实现过程中又是有差异性的。“孝弟为仁之本”，是孔子仁学的基础，孔子很重视家庭亲情。但仁却决不止于孝，也不止于人间性的“忠恕”之道。不能把孔子的仁仅仅归结为家庭内部的亲情关系，如同某些人所说；也可能仅仅归结为社会的伦理关系，如同另一些人所说。但是，可以将孝理解为仁的普遍性应用。比如郭店楚简的《唐虞之道》说：“孝之方，爱天下之民。”《语丛三》说：“爱亲，则其方爱人。”这是说，孝在本质上是仁的践行，由爱亲之孝推出去，就能爱民、爱人，即由家庭开始，以待父母之心待天下之民。这里有一个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问题。从方法上讲，是由孝而类推；但从内容上说，则是孝由仁出。有仁心才有孝，不是有孝而后有仁。父母与他人有亲疏远近之别，这是差异性原则；但仁本身却是对一切人的尊重，而且不止于此。
这里所谓类推的“类”，实际上有两层涵义。一是指人类，二是指生命。人是万物中之最贵者，孔子以仁为人，就是对人的尊重。但人又是生命之物，从生命的意义上说，人与动植物都是天之所生。对天所生之物，都要有同情和爱。这是仁的最本真的普遍涵义。从人类发生学上说，孝是一种原始情感；但是从人类文化学上说，孝只是仁的最初表现。仁要从孝开始，一层一层推出去，推到人类，推到自然界的一切生命。
孔子退朝，马厩起火，孔子说：“伤人乎？”不问马。（《乡党》）这表现出以人为本的思想。在人与马同时受伤的情况下，首先当然要关心人。但是，马就不值得尊重和关心吗？对此，孔子有一句非常重要的话：“骥，不称其力，称其德也。”（《宪问》）千里马有力，因而能行千里，这是人人共知的，但孔子为什么偏偏不称其力而称其德呢？难道马也有德吗？在孔子看来，马决不仅仅是供人使用的工具，而是人类的朋友，是应当受到尊重的。这种尊重与爱，不是出于对我有用，而是出于其德，它本身就是值得尊重的。这同当代某些人将马仅仅当作是供我使用的“畜牲”对待的做法形成鲜明的对照，难道不值得今人深思吗？由此类推，天所生之物，都是值得尊重和爱护的。人的德性之所以尊贵，不在于凌驾于其他生命之上，任意支配和施暴，而在于同情和爱护一切生命。
有一次，孔子和学生子路行路，走进山里，有一群野雉落在山岗上，孔子抬头一看，眼色一动，野雉便飞向天空盘旋，过了一阵，大概是看到孔子一行并无伤害它们之意，于是又落下来。这时，孔子很有感慨地说道：“山梁雌雉，时哉时哉！”（《乡党》）学生子路也恭敬地向它们拱拱手。然后这群雌雉振振翅膀飞去了。这是人与野生动物和平相处、相互交流的一幅和谐美好的图画，表现了孔子仁者的胸怀，表达了非常可贵的生态意识。对于野生动物的尊重和爱护，也是仁的体现。孔子也打猎，也钓鱼，但是，“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述而》）即不用粗绳结成大网，企图一网打尽；也不射回巢的鸟，破坏其家庭。这是为了让小鱼和小鸟享受生命，得到生长。如果没有爱鱼、爱鸟之心，这是难以理解和想象的。
孔子主张“学诗”，除了应对交谈以提高生活品味之外，还要“多识草木鸟兽之名”。这不是为了单纯获得知识，而是为了认识动植物的多样性，理解大自然的丰富多彩及其生命意义，与之和谐相处，充实人类的生活，享受人生的乐趣。这是生态美学的重要内容，同时却充满了热爱大自然的仁心仁德。“吾与点也”之乐，成为后儒追求的最高境界，即天人合一境界，决非偶然。它反映了孔子的人生追求，对大自然的无限热爱。
有一次，孔子与弟子们座谈，要弟子们谈谈各人的志向。子路说，在千乘之国干上三年，定能使人人都变得勇敢而且知道如何去做。冉求说，治理方圆六七十或五六十里的小国，三年可使人民富足。公西华说，祭祀或盟会一类的事我愿做一个司仪。曾点则说，我的志向与他们三位不同：暮春时节，春天的衣服穿好了，我同五六位成人，六七位童子一起，到沂水旁边洗洗澡，到午云台上吹风，然后唱着歌儿回家。这时，“夫子喂然叹曰：‘吾与点也’”（《先进》）即表示赞同在谈到人生志趣问题时，前三位弟子都是讲社会现实问题的，孔子却一言不发，为什么等曾点讲完之后，却大加赞赏，说出千古流传的“吾与点也”呢？答案只有一个，孔子的最高理想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天人合一境界，曾点所说，正好表达了孔子的这个理想。这看起来似乎与仁没有什么关系，实际上正是仁者之乐。孔子并未否定其他几位弟子的志趣，而是给予了肯定，但他认为，大自然才是人生的真正家园。只有热爱和保护大自然，才能有一个美好的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