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著名史学大师钱穆先生向美国学者邓尔麟谈及中国文化的特点以及中西文化的区别，认为礼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邓氏认为钱穆先生所论十分精彩，是为之上了“一堂中国文化课”：

中国文化是由中国士人在许多世纪中培养起来的，而中国的士人是相当具有世界性的。与欧洲的文人不同的是，中国士人不管来自何方都有一个共同的文化。在西方人看来，文化与区域相连，各地的风俗和语言就标志着各种文化。但对中国人来说，文化是宇宙性的，所谓乡俗、风情和方言只代表某一地区。要理解这一区别必须理解“礼”这个概念。

在西方语言中没有“礼”的同义词。它是整个中国人世界里一切习俗行为的准则，标志着中国的特殊性。正因为西语中没有“礼”这个概念，西方只是用风俗之差异来区分文化，似乎文化只是其影响所及地区各种风俗习惯的总和。如果你要了解中国各地的风俗，你就会发现各地的风俗差异很大。即使在无锡县，荡口的风俗也与我在战后任教的荣乡不同。国家的这一端与那一端的差别就更大了。然而，无论在哪儿，“礼”是一样的。“礼”是一个家庭的准则，管理着生死婚嫁等一切家务和外事。同样，“礼”也是一个政府的准则，统辖着一切内务和外交，比如政府与人民之间的关系，征兵、签订和约和继承权位等等。要理解中国文化非如此不可，因为中国文化不同于风俗习惯。

中国文化还有一个西方文化没有的概念，那就是“族”。你可以说是家。在家里“礼”得到传播，但我们一定要区分“家庭”和“家族”。通过家族，社会关系准则从家庭成员延伸到亲戚的“家族”才能存在。换言之，当“礼”被延伸的时候，家族就形成了，“礼”的适用范围再扩大就成了“民族”。中国人之所以成为民族，因为“礼”为全中国人民树立了社会关系准则。当实践与“礼”不同之时，便要归咎于当地的风俗或经济，它们才是被改变的对象。（邓尔麟《钱穆与七房桥世界》，7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5年）

钱先生最后对邓氏说：“要了解中国文化，必须站到更高来看到中国之心。中国的核心思想就是‘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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